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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识唐高祖:李渊是平庸之辈还是出类拔萃之人?

2017/12/8 9:20:44

  在历代开国皇帝中,唐高祖李渊并不是传说中所显示的平庸之辈,而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个。隋朝末年,天下大乱,地方势力纷纷倚兵自重,农民起义瞬间风起云涌,先后有上百支队伍树起了反隋大旗,隋朝大厦在烽烟四起中飘摇。在诸多反隋势力中,李渊不显山,不露水,起步也较晚,却能够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,一马当先攻下长安,并笑到了最后。从大业十三年(公元617年)六月,起兵反隋,到武德元年(公元618年)五月,称帝建唐,前后只用了一年时间。

  在历史上,刘邦建站汉朝,用了七年;刘备立足西蜀,用了三十三年;石勒图霸中原,用了二十五年;拓跋珪复兴故国,用了十一年;阿保机扬威草原,用了十年;元昊图霸西北,用了六年;铁木真崛起漠北,用了二十二年;朱元璋驱除鞑虏,用了十六年;与他们相比,李渊只用一年就奠定了大唐基业。纵观历代通过沙场征战,改朝换代的开国皇帝,像李渊这般沉稳、老练、缜密、果决的,恐怕找不出第二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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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李渊,祖籍赵郡(今河北邢台),祖父李虎,西魏时官至太尉,成为著名的“八柱国”之一,死后追封唐国公;父亲李昞,袭唐国公,北周时任安州总管、柱国大将军。李渊七岁袭唐国公,长大后“倜傥豁达,任性真率,宽仁容众”,加之其母为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这层特殊关系,所以“特见亲爱”,且“无贵贱咸得其欢心”(见《旧唐书》)。隋炀帝即位后,李渊历任谯、陇、岐三州刺史,荥阳、楼烦二郡太守,殿内少监、卫尉少卿、太原留守。显赫的官宦世家和多年的仕途历练,把李渊培养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。

  隋炀帝执政以来,对内横征暴敛,对外穷兵黩武,隋文帝留下的家底被挥霍殆尽。大业九年(公元613年)正月,隋炀帝集天下之兵,二度远征高丽,命李渊“督运于怀远镇”(见《旧唐书》),杨玄感“于黎阳督运”(见《隋书》)。四月,杨玄感趁国内空虚之,伺机发动叛乱,围攻东都洛阳,企图自立。隋炀帝得到消息后,惊慌失措,急忙下令,从辽东前线撤兵,班师救火。杨玄感起兵,是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次大震动、大分裂,虽然很快就被镇压,但严重削弱了隋朝的统治势力。也就是从这时起,李渊开始有了起兵反隋、夺取天下之志。

  起兵造反谈何容易,杨玄感就是例子。当时,朝野一度流行“李氏应为天子”(见《北史》)的谶语,也让隋炀帝对表哥李渊“多所猜忌”。为此,李渊不得不“纵酒沉湎,纳贿以混其迹”(见《旧唐书》),韬光养晦,隋炀帝也渐渐待之如初。大业十二年(公元616年)四月,李渊击败甄翟儿起义军后,被任命为太原留守。太原是军事重镇,兵源充足,粮饷丰沛,可“支十年”,套用李渊的话,“唐固吾国,太原即其地焉。今我来斯,是为天与,与而不取,祸将斯及”(见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)。自此,李渊起兵之心已定。

  大业十三年(公元617年)六月,在除掉隋炀帝安插在太原的心腹王威、高君雅后,李渊在晋阳起兵,顺势攻取西河(今山西汾阳)。八月,攻取霍邑(今山西霍县)。九月,李建成率军趋于灞上,李世民率军直取长安,形成了对长安的包围之势。十一月,李建成部下雷永吉用云梯首先登上城墙,长安守将顷刻瓦解。进入长安后,李渊立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为皇帝,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,改元义宁,迅速控制了长安局势,总理万机。义宁二年(公元618年)五月,李渊称帝,建立大唐帝国。从此,历史进入了灿烂辉煌的大唐帝国时代。

  从晋阳到长安,从起兵到建唐,从大业十三年(公元617年)六月,到武德元年(公元618年)五月,前后正好一年。一年,弹指一挥间。李渊为什么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,就能如此迅速地推翻一个旧王朝,建立一个新王朝呢?窃以为,除了家世显赫、政治老练、粮草充实、兵马强壮外,还在于李渊能够广泛招揽吸收人才、注重善待士庶百姓、提前解除后顾之忧、积极寻求外部支援、精准把握出兵时机、果断调整作战思路、尽量减少敌对矛盾。而后面提到的这一系列举措,恰恰是李渊在短时间内够脱颖而出,成功缔造大唐帝国的决定性因素。

  但凡有大志的人,通常都会招纳英才组团队,广树恩信结人缘,李渊也不例外。杨玄感叛乱后,隋炀帝命李渊镇守弘化郡,兼知关右诸军事,以备防御。期间,李渊“历试中外,素树恩德,及是结纳豪杰,众多款附”(见《旧唐书》),积极培植私人势力。镇守太原后,李渊又命李建成在河东“潜结英俊”,命李世民在太原“密招豪友”,二人皆能“倾财赈施,卑身下士,……故得士庶之心”(见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),于是,晋阳一带的官僚、地主、豪商纷纷拥护李渊,裴寂、刘文静、武士彠、许世绪、唐俭等人成为李渊的左膀右臂。

  除了结纳英俊豪杰,李渊还取悦于民,施恩于民,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。攻取西河后,李渊“不戮一人,秋毫无犯,各尉抚使复业,远近闻之大悦”,同时“开仓以赈贫民,应募者日益多,……通谓之义士”(见《资治通鉴》),华阴令李孝常“以永丰仓来降”,三秦士庶纷纷前来归附,李渊“礼之,咸过所望,人皆喜悦”(见《旧唐书》)。攻打长安时,李渊“命各依垒壁,毋得入村落侵暴”(见《资治通鉴》)。占领长安后,李渊又“约法十二条,杀人、劫盗、背军、叛者死”(见《新唐书》)。这些做法,使李渊的威望直线上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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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领兵打仗,不仅要瞻前,还要顾后。李渊起兵前,曾受到过突厥的寇掠,“突厥数万众寇晋阳,轻骑入外郭北门,出其东门。……留城外二日,大掠而去”(见《资治通鉴》)。突厥是北方一个古老而又显赫的民族,隋朝初年,分裂为东西两部,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,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。隋末战乱之际,两大突厥部落趁机迅速统一,重新振作,雄居漠北,力控西域,高视阴山,且“有轻中夏之志”(见《旧唐书》),对中原地区特别是晋阳一带构成了极大威胁。李渊起兵南下,首先要解决突厥这一后顾之忧。

  为此,李渊派人出使突厥,并“自为手启,卑辞厚礼”,一度称臣于始毕可汗。始毕可汗表示“苟唐公自为天子,我当不避盛暑,以兵马助之”,不久便“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,许发兵送渊入关,多少随所欲”。后来,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向始毕可汗借兵,果然又有“突厥兵五百人、马二千匹来至”(见《资治通鉴》)。两次出使,不仅消除了争夺天下时,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,同时又将突厥引以为援,联兵南下,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李氏集团来说是至关重要和非常值得的。后院稳固,前方作战才能势如破竹。

  李渊是一个谨慎的人,也是一个善于洞察时局、把握时机的人。早在大业九年(公元613年),窦抗就劝李渊起兵,李渊以“为祸始不祥”(见《新唐书》)拒绝。大业十一年(公元615年),夏侯端以“天下方乱,能安之者其在明公”劝李渊举事,李渊虽“深然其言”,却按兵不动。大业十二年(公元616年),唐俭等人又劝李渊起兵,李渊仍表示“将思之”(见《通鉴纪事本末》)。在李渊看来,隋朝统治势力虽然衰减,但仍不可小觑,贸然起兵必然会一败涂地。一直等到“百姓苦役,天下思乱”(见《隋书》),农民起义全面爆发之时,李渊才发力。

  李渊起兵时,恰逢李密、窦建德、杜伏威均在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牵制了隋军主力,隋炀帝本人也坐镇江都。这样一来,长安反倒成为隋朝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。自古即有“得关中者得天下”之说,谁占据关中,谁就能掌握主动权。战机稍纵即逝,李渊抓住关中空虚这一时机,一路绕过阻碍,兵锋西指,乘虚入关,直取长安。这支“鼓行而西”的生力军如同一把尖刀,径直插向隋朝的腹心地带,最终抢先占据了长安。长安是隋朝国都,也是全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李渊以长安“号令天下”(见《资治通鉴》),可谓走出了一条捷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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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占据长安后,李渊担心成为众矢之的,没有急于称帝,而是重新打出了尊隋的旗号,架空隋炀帝,把年仅十三岁的杨侑立为皇帝。杨侑名为皇帝,其实不过是李渊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工具而已。李渊此举,一方面可以避免担上谋反罪名,缩小敌对面,一方面可以打着安定隋室的幌子公开招兵买马,扩大势力。同时,李渊对有功之臣和隋朝旧臣大肆封赏,以收买人心。义宁二年(公元618年)四月,隋炀帝被杀。秦王杨浩、越王杨侗相继被立为皇帝,其他地方势力和起义军也纷纷称帝称王。在这种形势下,李渊也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。

  武德元年(公元618年)五月,杨侑禅位,李渊登基称帝,国号唐,史称唐高祖。孙伏伽上表赞誉李渊“龙飞晋阳,远近响应,未期年而登帝位”(见《通鉴纪事本末》),虽有吹捧之意,却也符合史实。此后,李渊对外俘杀薛仁杲、败逐刘武周、迫降王世充、俘斩刘黑闼,统一了全国;对内加强中央集权,草创和完善各项制度、律法,为“贞观之治”打下了坚实基础。李渊是反隋建唐的核心决策者,没有李渊的高瞻远瞩、海纳百川和统一指挥,唐朝的建立与否还是个未知数。不少学者把唐朝的建立归功于李世民,显然是对李渊的低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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